我的老师刘旭光老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说过：“……季羡林：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说季羡林的话除了是季羡林说的之外毫无意义，不过戳破恐要在其百年之后……”
如今，蹲在上海地方志办公室门口，听闻季老“百年”已成现实，再回头思考这句话感慨万千，季老的确是这么低调的人，没有轻言过什么，没有纰漏，没有张扬过什么，不像余秋雨那么扯谈，没有能供人消遣的侃资。
刘旭光也说：“……余秋雨：自‘秋雨含泪’之后，称他为大师的可能性小了一些，但这种人随时需要有人拿锥子在他面前晃晃，否则马上就自我膨胀了……”没错，一点没错，而且恰如其分，他可以是专家，但他到不了大师的份上，连季羡林也没把自己标榜在国学大师的光环下，那么我们可爱的老余那真的在扯虎皮拉大旗了，一言以蔽之——不清醒。
当然，我反对刘用“戳破大师的”命题来评价季羡林，季老连自己的话都不怎么挂怀，那么对于别人的流言蜚语自然是耳根清净，记得中央电视台敬一丹在感动中国节目中将“国学大师”的头衔亲手交到季羡林的病床前，季羡林很为难地作揖叨念着：“谢谢，谢谢……我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也许刘旭光想说的只是大家给错了季老名号，让季老有些难堪，也许刘的本意是在借此说明大众的缺乏对大师的认识与理解，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无知。这点没错——究其著作与研究领域而言，季老不应该是“国学”大师，从著作上看：《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大唐西域记校注》、《摩罗衍那译本》等，都不属于国学范畴；放眼他从事的研究领域：语言学、比较文学、佛学、翻译学、散文，这些学科都只是部分的与国学产生交集的或者全然全异的学科。所以无论怎么不称其为“国学”大师不无道理，但相比余秋雨……在我看来二者不可同日而语，那是绝对的大师！沉稳、低调、冷静、一丝不苟，连他的副业散文，也是十年笔耕不辍，兼具史、识、才、情于一体，充满了高尚学者情怀，他的《二月兰》尤其真诚，此不多言，日后必将专章怀念。
可惜今天季羡林走了，一个大师走了……有人问他走得累不累，我说不累，因为他是以一个简单朴素的学者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被挂着“国学大师”的名号仙逝的，没有羁绊，没有遗憾，尽管人们对他推辞头衔议论纷纷，但属于他的真诚却被一起带走，庆幸没有鼓噪的燕雀再能对美德指手画脚。
我想起周立波的清口滑稽：“……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无知的，但一般来说，无知的都是领导……”现在看来无知的还不仅仅是领导，每个人都有“无知”的可能，只不过没有自我发觉而已，能正视自己的“无知”，清晰自己的不足的，才有成为大师的潜力，周立波又说了句讽刺味极重的话：“……领导怎么可能无知呢？领导这叫大智若愚……”呵呵！要知道真正的大智若愚怎么可能当众出丑呢？于是小丑多起来，大师就少许多。
可惜真正的大师走了。于是乎，这个时代走掉一个“大师”容易，但要再造出一个大师实在是天方夜谭一样的难，也许将只是天方夜谭一般的梦罢了，一个大师的时代即将过去……惜哉？
